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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葩沙县小吃:每年营收70亿上市被称天方夜谭-小吃

发布日期:2015/11/20 12:20:39 浏览:954

两万家店铺、六万从业者、每年70亿营收。沙县小吃的崛起,既有赖于普通沙县人的企业家精神,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倾力扶持。这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小吃店发展模式。
23年前,因为“标会”倒了,沙县人邓世奇背上了十多万的债务。1992年2月的一天夜里,他和老婆两人背着做小吃的家伙,坐了9个多小时火车从沙县逃到了厦门。他们成了第一批出来做小吃的人,这批人基本上都是“逃债”出来的。
这些逃债者为生计所迫,在异乡街头开起了沙县小吃店。慢慢地,越来越多的沙县人把这种小吃店扩张至各地。沙县小吃办的统计数据显示,沙县小吃全国店铺超过2万家,6万多从业者,年营业额近70亿元人民币。其店铺规模是肯德基的五倍。在中国,这是餐饮界的一朵“奇葩”。
沙县人外出做小吃之后,沙县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如今,动车通到了沙县,飞机场也将要建成,县城的物价赶上了省城,房子最高盖到了30层,做小吃的人买下了县城70的房子。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,2014年,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近13000元,高于全国1万元的水平。
兰州拉面一样,沙县小吃的崛起,既有赖于普通沙县人的企业家精神,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倾力扶持。这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小吃店发展模式。
“逃”出来的小吃
“若不是当年倒会,也不会有沙县小吃。”
沙县县城离省会福州两百多公里,这里四周多山,此外就是一个个的塔吊。绕城一圈,大部分房地产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。
最近的全国经济下滑同样影响了这个小县城。随便一打听,当地人都知道哪个老板欠了十多亿跑路了,光头小吃配料公司的老总张昌潮近期也不断地处理这些“麻烦”。他开车指着一个个未建成的高楼告诉记者,“这个楼我借给他5000万,那个是3000多万,那个是1500多万,现在都收不回来了。”
最近两年,因为经济不景气,再加上很多人因“标会”倒了,一批批的人又不得不出去做小吃。而在二十多年前,最早出去做小吃的人,也同样因为“倒会”。
1990年,沙县开始搞旧城改造,许多人加入“标会”(指当地流行的一种民间融资,一个人叫标融资,几个或十几个人参与借钱)融资,或盖房子、做生意,或赌博。邓世奇还记得,原来一个月才标一次的会,后来发展成了“天天标”。直到1991年,八大“会头”纷纷出逃。就像近两年的民间融资一样,资金链断裂,“标会”崩溃。
当年夏茂镇和县城里“标会”最严重,所以最初也是这批人外出躲债,在路边支起摊,开始卖起了沙县小吃。后来,沙县农村68的人口都外出做小吃了。
那时,深圳等南方诸多城市开始出现一批批的打工者、创业者,这些突然涌现的对廉价快餐的底层需求,推动着沙县小吃渐渐发展起来。
“早些年,出去的夫妻俩都背着七八个大包小包,跟搬家似的,回来的时候那些人穿得很时髦,女人的发型都变了。”从1990年就在沙县火车站旁边开小便利店的张昌潮对记者说。
“最初逃出去的人,大多数去了福州、厦门。”邓世奇说。在厦门,他打上“沙县原家小吃”招牌,开始做一块钱一碗的扁肉、拌面,“一天能卖四五百碗,第一天就有三百多的营业额”。而此时,厦门的工资水平一个月才几百块。
没有人想到,外出卖沙县小吃的人反而成了当地最先有钱的一批人。
直到1995年,邓世奇还清了所有的债,又给自家盖起了房子。像他这样出去的第一批人,除了还债,就是盖房子、买房子。“刚开始是回农村盖房子,2000年左右,回来的人就开始到城关来买房。”张昌潮说。
“若不是当年倒会,也不会有沙县小吃。”在沙县,一些老人这样告诉记者。
沙县有二十多万人口,多低丘高山,在当地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说。在看到回来的人或盖了房或买了房,越来越多务农的、下岗的人,也都逐渐投亲靠友地走出去了。
2000年,常在火车站门口卖东西的张昌潮也抑制不住,加入小吃大军。但在外做了三个月后,他发现在外面做小吃,配料经常不够用。于是,他关了店铺,回沙县开始专门做小吃配料。
在小吃走出去的同时,小吃配料也逐步走了出去。如今,当地大大小小的配料公司也有几十家,如今有沙县小吃的地方,就有小吃配料。
抱团发展,产业分工
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大概有一半沙县小吃的经营者是外地人。
走出去做小吃的沙县人,无形中有一种“纪律”贯穿在每个人身上。
1997年,本来在自来水厂上班的罗光华下岗了,他决定投奔在福州的亲戚,出去做小吃。罗光华是夏茂镇人。夏茂镇是沙县最大的一个镇,以客家人居多。“沙县小吃最初是夏茂人出来做的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他的第一站是福州。每到一个城市,他喜欢在人流量大的商业区找店铺。“当经营到一定程度之后,就和老乡合作,再开新店,一旦觉得经营不下去,就去开发新的市场。”他说。
这些年,他辗转广州、厦门、杭州上海等地,在2009年到了北京。至今,他在北京开了两家店。“一般来说,离开的时候,会把店铺转给老乡、亲戚朋友之类,很少转给外人。”
“大部分在外经营沙县小吃的人喜欢抱团发展。”张昌潮说。这与闽商“合群团结”的特点一致。“一般十几个或几十人一伙,肯定有个头,如果谁有困难,大家就聚在一起,帮大家处理一些事情。”他说。
张忻所在的团队,如今在佛山已经开了二十多家沙县小吃。这个团队七八个人,“家族式的”。“2005年开始在东莞,2008年来到佛山,大家先找店铺,开起来之后,就叫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过来。”该团队的江涛说。
江涛的哥哥嫂子是这个团队的“头”,他们主攻乡下市场,在佛山的工厂旁开店。江涛哥嫂拒绝了记者的采访,他们说自己规模还很小,他们参考的对象是在福州已经开了150多家沙县小吃的淳百味餐饮公司。
江涛哥哥他们也是做连锁的模式,为了更好地传播,他把自己微信名写上“福禄寿沙县小吃连锁”,其头像也用了沙县小吃的统一商标,个性签名显示出其目标,“把福禄寿沙县小吃做大做强”。
像江涛这样的团队遍布在全国各地。
“沙县有一拨专门开发市场的人,得有几千人。他们自己不经营,专门把店开好再转让出去,也有一部分人采用合作模式,自己经营的同时,与人合营。”张昌潮说,“我有个客户,他是专门找店、开店,然后盘给别人,他在东莞开发市场,两年开了两百多家小吃店。”
吴水波是这批人中的一个。2006年,结婚不久的他辞去在糖果厂一月800元的工作,去福州开了第一家小吃店,后来陆陆续续在福州开了三四家。从2010年开始,他就曾去辽宁找店铺,2013年在山东菏泽开了沙县小吃,不久又去了河南郑州开了一家店。
这些人基本上以亲朋好友关系维系,一个人出去之后,往往带出去一批人。但他们却也有无形的“纪律”让沙县小吃走得更远。
“近几年,向我学做沙县小吃的人越来越多,只要是外地人,都不教。”在北京开店多年的罗光华说。而这样的情况也常发生在江涛、吴水波等外地业主身上。“教会了别人相当于多一个竞争对手,如果是沙县本地人,你不教别人也会教,所以沙县人就教。”
除此之外,配料也是沙县小吃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“配料一般不外传,如果是外地人去拿配料,他们不会卖给你。”吴水波说。
做小吃配料十多年,张昌潮的光头小吃配料开到了全国,他告诉记者,“我们也都是卖给沙县本地人,供应给全国的沙县小吃店,但很少会卖给外地人。”
虽然设置了种种壁垒,但沙县人也没能严防住这道门槛,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通过各种途径加入到沙县小吃队伍中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大概有一半沙县小吃的经营者是外地人。
如今,沙县当地民间的小吃培训机构有很多,沙县小吃办第一任主任乐相森于2011年开办培训学校。该校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,“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来学,现在每天都有培训。”当地其他几个学校亦是如此。
虽然沙县本地官方组织的沙县小吃培训只针对沙县本地人,但政府在外的联络处却早已经打破限制。
沙县小吃在广州联络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联络处是属于沙县政府的,负责打假、培训、装修、办营业证等,也培训外地人,只要你不去挤别人的店铺就没事。现在有很多外地人学,我们直接带你去档口学,手把手教你。”
政府出人出力出钱
如今,29个城市都已经有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联络处。
从1996年到现在,沙县政府已经换了四届,但对沙县小吃的推动从未停止过。
在小吃业主自发走向全国的同时,沙县政府也跟着一步步往外走。为了沙县小吃能够打响,沙县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专门的领导班子。
1997-1999年,沙县政府针对小吃就设了三块牌子:沙县小吃同业公会、沙县小吃办、沙县小吃业发展服务中心,但均为同一套班子。同时,在各乡镇(街道)也都设立小吃办。
当时,动员农民外出做小吃,成为沙县自上而下的任务。“这与当时中央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精神一致。一批乡镇干部也被要求带动去外地做小吃,每个乡镇出去多少人在当时都有考核指标。”邓世奇说。
对于一些不会做小吃的人,时任小吃办主任乐相森就负责培训。从1997年开始,他接到的县里任务是,每年免费培训1000到1500名沙县人学做小吃
“政府给小吃办下任务,小吃办再给乡镇小吃办下任务,分配到每个村里面。当时有些人也不愿意来,就想办法,凡是报名参加培训,县里就给几百块钱。”邓世奇说。
政府引导也起到了作用。现任沙县小吃办主任郑兴景曾说,在外做小吃的,1996年有一万多,1999年两万多,2002年达到三万多。如今,在外做小吃的沙县人已经超过6万。
同时,让更多人走出去的同时,沙县小吃也引导一些人“回乡”。1997年12月8日,第一届沙县小吃文化节后,政府投资的560万“沙县小吃一条街”却人气不高。
1997年12月底,统战部、工商局、防疫站的四五个人去厦门找到邓世奇。“问我愿不愿意回来,说县里会给优惠。后来他们去了两三次,我也就同意了。”邓世奇说。回来后,他在小吃一条街上开了五家店铺,成为当地最大的小吃店。
最开始,沙县人从福州、厦门,逐渐到了珠三角,再逐步向北推移。但推移的过程,并不顺利。
2002年,邓世奇作为第一批人去了北京开拓市场。“带了四十多万,七八个人,开了两个店面,还有一个配送中心。”他说。但没想到,高昂的租金,再加上“很多人跟我说,量太少,吃不饱”,半年时间赔了二十多万,就打道回府。
此时,在外的沙县小吃业主也经常会“水土不服”,看到了一些人在外创业失败后,政府决定派人去外协调。从1998年,沙县开始在福州、厦门设立办事处。2006年4月,上海市福建商会沙县小吃行业协会成立。次年,北京联络处成立。如今,29个城市都已经有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联络处。
“各个乡镇分别会负责一些城市,比如高沙镇就负责上海的联络处。镇上抽调一个副镇长这样的干部去外地,负责联络当地的沙县小吃业主,帮他们解决一些困难,选店铺、调解各个方面,包括小孩子上学等。”邓世奇说。
除此之外,打开市场不仅仅靠业主们自发开店,政府开推介会也成为一个重要手段。2007年4月,沙县政府组织当地二十多家店去北京开推介会。“当时搞了三天,很多国家部委的领导都来了。”邓世奇说。推介会后,沙县小吃开始在北京遍地开花。这些年,沙县政府都曾在上海、杭州、北京、厦门、台湾等多地开过推介会。
出人出力的同时,出钱成为最实在的扶持办法。2004年沙县小吃打入上海市场时,业主开一家店,县政府补贴1000元。2007年,沙县小吃打入北京市场,前100家店,沙县政府每家店铺补贴3000元。
“2005年,我贷了十万都是没有利息。”张忻告诉记者。做小吃的人越来越多,农村金融变得更为活跃。2011年底,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试点落户沙县。2012年后,沙县一些乡村成立村级担保基金,由县乡财政注资,带动农户以存款入股,为农民经营小吃等提供贷款。到今年2月,全县已有67个村都成立了村级担保基金,为3267笔、2.89亿元贷款提供担保。
与兰州拉面一样,沙县政府也是出钱、出人、出力。不同的是,沙县人没有像兰州拉面那样的少数民族待遇。
小吃集团“上市”?
“大部分人还在观望。”
在沙县采访期间,众多小吃店主都一再跟记者强调政府对沙县小吃的推动作用。但当记者联系当地政府,他们却拒绝了采访,理由是“过多宣传导致外面的店铺涨得厉害,很多业主反对政府宣传”。
另一方面,这也与最近几个月沙县小吃传出“要上市”有关。2014年12月8日,沙县小吃节期间,沙县小吃集团与正大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加快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根据工商注册资料显示,沙县小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。2014年11月19日,注册资金追加至6500万。现任法定代表人为罗光华,是沙县政协副主席,与上文罗光华为同名同姓。公司董事之一为郑兴景,也是现沙县小吃办主任。福建省沙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股东。
根据沙县当地电视台的报道,沙县小吃集团与正大集团签约,“计划在三年内整合6000家,五年内新增发展4000家沙县小吃终端,实现年营业收入500亿元,将沙县小吃打造为中式连锁餐饮第一品牌”。
2015年10月30日,记者来到了沙县小吃集团公司,该公司位于沙县小吃城内。小吃城是政府2008年耗资2.6亿建设的小吃文化产业区,面积8.4平方公里,大致相当于一千多个足球场大。
小吃集团公司的一楼设有培训室,但并无培训活动。二楼办公区呈回字形。其中有一半的办公室是属于一家城投公司。
在董事长办公室内,记者见到了一位临时负责人。该间办公室古色古香,办公桌等家具看上去都是红木家具,显得很气派,办公桌旁散放着几块沙县小吃的牌匾。该负责人以“公司正在试点,还在探索集团化运作模式,并没有定下来如何发展”而拒绝了采访。
他提到,公司在各地都有进行试点,希望能够把沙县小吃包括门店装修标准化、运营统一管理。对于具体怎样发展,大家都避之不谈。
沙县政府官网显示,今年5月底,沙县郑湖乡合肥联络点成为首批小吃集团连锁化经营示范点。该联络点还成立了创业融资担保基金,为小吃业主扩大经营提供资金支持。但目前,发展会员仅27人。
在北京的小吃业主罗光华加入了沙县小吃集团和正大集团,他告诉记者,“听正大的人说,北京区域已经有一千多家小吃店加入。加入之后,正大集团会统一供应食品,现在店里卖的套餐饭就是他们供应的”。
目前,北京地区有三千多家沙县小吃。“大部分人还在观望。”罗光华说。
一方面,是官方推动的小吃朝着标准化、集团化方向发展,另一方面,更多小吃业主早就试图将沙县小吃引导到公司化的方向。
最早尝试的是邓世奇。2007年,他在当地成立了福建沙县原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,从事沙县小吃连锁经营。目前,在全国已经有156家加盟店。
但这几年,邓世奇的连锁加盟店经营状况并不好。他和老婆在县政府附近重新开起了小店铺。他戏称,“没想到越做越小了”。
如今,沙县小吃的转型升级成为当地政府最为重视的一项工作。但沙县小吃究竟能否走上县政府设定的“保牌、提质、连锁、上市”之路,一位在当地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吃店主认为,“那简直是天方夜谭”。(南.方.周.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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